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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院茶礼与佛教中国化
 
——以“禅门清规”为中心的考察
 
张家成
 
内容提要: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佛教在戒律之外又制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清规,即禅门规约。本文以唐宋以来历代编纂的《禅门清规》为中心线索,从“茶禅一味”即作为禅修的饮茶,以及作为佛门礼仪的禅院茶礼等几个方面分析探讨佛教制度的中国化这一论题。
 
关键词:清规,佛教制度,茶禅一味,佛门礼仪
 
 
佛教源自印度,原本与饮茶无直接关系。但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华本土的儒、道文化和中国社会相融合,特别是与中华茶文化相结合,发展出了禅院(苑)茶礼(茶道),并成为中国佛教徒日常生活(清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禅院茶礼的出现,是佛教制度层面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不仅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茶道(茶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并且随着中国禅苑茶礼东传日本,使之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
 
本文即以历代编纂的《禅门清规》为中心线索,从禅院茶礼角度来分析探讨佛教制度的中国化这一论题。
 
一、从戒律到清规:《禅门清规》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戒律作为佛教“戒、定、慧”三学之一,是为了保证信仰、规范僧侣的行为和僧团集体生活的各种规定和行为准则,在佛教中非常受重视。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根据需要随机制定戒条,以规范僧尼,后来随着戒条的增加,逐渐形成专门的律典(律藏)。据《佛遗教经》记载,在释迦牟尼将入涅槃之际告诫其弟子说: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因而,戒律实际上是佛教僧团修行生活的基本规范,守戒成为佛教徒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而清规则是指中国佛教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僧众日常行事的准则,是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中国化,特别是禅宗出现以后,中国佛教在戒律之外制定的禅门规约。一般认为,禅门清规是由唐百丈怀海禅师(720-784)首创的“禅门规式”,故又称“百丈清规”。不过,百丈清规的原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清规有各种版本,其中最早的清规有宗赜的《禅苑清规》,该约成书于1103年,被认为保存了最多的百丈古规的精神。而成书于元至元四年(1338)、由东阳德辉奉诏编订的《敕修百丈清规》的问世则使得禅宗清规终于由民间文本成为官方文献。
 
那么,中国佛教为什么要在戒律之外,另制订禅门清规呢?关于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曾有过争论。如自明末以来,就有不少高僧等人曾对禅门清规加以贬伐,认为佛陀对僧众的约束在戒学中已经有相应的规定,故禅门清规的制定并不符合佛陀的本意。近代高僧弘一法师也曾说:“按律宗诸书,浩如烟海。吾人尽形学之,尚苦力有未及。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需阅览;况伪本乎?”[ 《弘一大师全集》第一册,第25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当代台湾高僧圣严法师也说过:“今后佛教的重整与复兴,不用再提清规二字,但能恢复戒律的精神,佛教自然就会复兴了。”[ 释圣严:《律制生活》第102页,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因此现在佛门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唐宋以来流行的禅院清规早已不合时宜,甚至对百丈怀海是否制定过清规,也产生怀疑。
 
当然,中国禅宗史上更多的是对《百丈清规》及其作用予肯定及很高的评价。如虚堂智愚禅师说:“百丈清规,千古洪范。藏之则虚空绝迹,用之则纲令森严”[ 《虚堂和尚语录》卷九,《大正藏》第47册,第1057页。],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 《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大正藏》第50册,第771页]从而肯定了在百丈《清规》出来之后,天下禅宗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而独行于律寺之外,才建立了自宗的门庭。
 
我们认为,由戒律到清规暨中国佛教之所以制订出清规,有其合理性。首先,中国禅门清规与戒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正如禅门规式中百丈怀海禅师所说:“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景德传灯录》卷第六“禅门规式”。]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戒律的不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僧团组织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调和中国文化的产物。实际上,禅门清规的制订不仅没有否认佛教的戒律,相反,是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参见何松旭《在烦恼与菩萨之间》一文(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由笔者为指导老师)第一节中的有关论述。]在禅门清规中,饮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日常行为。以下,我们便通过禅门清规中关于茶礼(茶宴)的种种规定,来分析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二、“茶禅一味”:作为禅修的饮茶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早在神农氏时就已发现了“荼”(即茶之古体字)。不过,这里的“茶”主要是作为药而食用。而饮茶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一种文化风则兴起于隋唐,并盛行于两宋时期。而唐宋以来中国人饮茶习俗的流行有二个原因:一是陆羽《茶经》一书的撰写和传播,另一原因则与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特别与禅宗的盛行是紧密相关的。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学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25页。]
 
饮茶之所以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结下如此之深的不解之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原因,是与茶的药用功能有关。饮茶具有兴奋中枢神经、驱除疲倦的效果,因此饮茶有利于禅师清心坐禅修行。禅僧在坐禅时,除选择寂静的修行环境外,还特别强调“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特别要求心经常保持“常惺惺”即“心不昏昧”的精神清醒之状态。而饮茶往往能够达到上述修行要求,因此,禅宗僧众尤尚饮茶,饮茶习俗首先在佛门得到普及。而被后世尊奉为“茶圣”的陆羽也是在寺庙里长大,并隐居在寺院附近写出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书—《茶经》。《茶经》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唐及以前茶的历史、产地、栽培、制作、煮煎、饮用及器具等,对后世中国茶文化(包括寺院茶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被后世茶人尊奉为最高的茶学经典。由此说明: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是与佛教文化有密切联系的。
 
中唐以后,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和禅宗的盛行,饮茶与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南方地区的许多寺院里,甚至出现了寺寺种茶、无僧不嗜茶的禅林风尚。于是,随着饮茶习俗也被引入《禅门规式》,成为禅僧修行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禅苑清规》等清规著作,禅僧的日常生活中常有请茶、赴茶和谢茶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试看禅僧“赴茶汤”时的有关描述:
 
“如赴堂头茶汤,大众集,侍者问讯请入,随首座依位而立。住持人揖,乃收袈裟,安祥就座。弃鞋不得参差,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正身端坐,不得背靠椅子。袈裟覆膝,坐具垂面前,俨然叉手朝揖主人。……吃茶不得吹茶,不得掉盏,不得呼呻作声。取放盏床,不得敲磕。如先放盏者,盘后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错乱。右手请茶鹚,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茶罢离位,安详下足。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 (宋)宗颐:《禅苑清规》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3页。] 。
 
可见,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十分严肃的事情。这里注重的,已不是茶的药理功效,而是其中的精神价值。因此,把禅寺中禅僧吃茶的行为视为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实不为过。世俗社会中的饮茶行为或普通茶书中比较讲究的是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水质的优劣,乃至茶具的粗雅、环境的选择等因素,但通过检阅历代禅门清规,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在禅寺中设有的专门掌管寺院茶事的“茶头”一职,但此茶头也并非是都是善于“煎点”的茶艺高手。《敕修百丈清规》中有这样的描述:“每日粥罢,令茶头行者门外候。众至,鸣板三下。大众归寮,寮长分手,寮主、副寮对面左右位,副寮出烧香,归位。茶头喝云:‘不审!大众和南。’遇旦望点汤,鸣板集众,烧香、行汤,如常礼。”[ (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105页。]由此可见,寺院茶头的作用颇类似于举行茶宴时的“司仪”的角色。换言之,在这些关于吃茶的禅门清规里,如果把“茶”字改成其他食物,仍然可以成立。这意味这些吃茶清规,不必专为吃茶而立。这就充分表明:禅门中的吃茶礼仪,重视的是内在的禅修,亦即“禅心”的追寻,而不是烹茶的技艺的高低,更不是关于茶叶或与茶有关的水质的好坏、茶壶的优劣等等外在的条件。
 
由此可见,禅院茶礼实为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而已。饮茶对于僧人,即可提神,又可领悟佛性。茶的俭朴,让人矜守俭德,去除贪图享乐之念;而茶礼的专注,茶汤的清香,则可让人的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从而领悟“禅机”。茶礼的这种精神,后人总结为“和、清、静、寂”。而唐赵州和尚著名的“吃茶去”之公案,则进一步使我们悟得禅院茶礼之“非茶之茶”的实相。所谓“茶禅一味”,正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三、作为佛门礼仪的禅院茶礼
 
唐宋以来,饮茶在中国禅寺僧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从现存的若干部宋元以降的禅门清规的内容来看,禅寺中的关于饮茶的礼仪规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简到繁,且日趋系统化、复杂化,从而形成了宋元以后禅门“无事不饮茶”的传统。而普通僧人在办道具、挂搭时,一般均须随身准备“茶器”,使得茶为“须臾不可离之物”,成了禅僧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记载,北宋理学创始人程颢“一日过定林寺,偶见众僧入堂,周旋步武,威仪济济;伐鼓敲钟,外内肃静;一坐一起,并准清规。公(程明道)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明)岱宗心泰编《佛法金汤编》卷十二,《续藏经》第148册,又见(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七《寺观三》“崇福院”:尝闻河南夫子因游僧舍,值其食时,顾而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程颢所见的“寺院礼仪”,其中自然包括了禅院茶礼。至宋时,禅院茶礼已是十分普及,且仪式隆重、庄严。在宋代的《禅苑清规》、《入众须知》和《咸淳清规》中,茶礼的应用范围、规模都不大,大致有十多种。到了元以后,关于寺院茶礼的规定已是十分繁琐,茶礼的花样也不断翻新,种类达到三十余种,比宋规多了一倍。。在元代修订的《至大清规》、《敕修百丈清规》中,茶礼的应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且越来越完善,不仅表现在普坐、供佛等寺院内部各种宗教性礼仪之中,而且还表现为寺院、僧侣间内外接待礼仪之茶。
 
宋元时期风行的禅院茶礼制度,特别是寺院、僧侣间内外接待礼仪之茶,不仅是寺院内部僧人之间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重要场合,也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国世俗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事实上,禅门清规中有大量类似的礼节(包括茶礼),很大程度上是从当时世俗社会中直接继承过来。根据《禅苑清规》中的“僧堂前煎点”一节记载,在茶礼的过程中对“行法事人”的描写中规定了如何正确的问讯,如何上香以及如何转身等各种动作。同时我们发现,这些在儒家的《仪礼》一书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以下选取僧堂里的茶礼中“行法事人”对“圣僧”的礼节:
 
“斋后堂前钟鸣,就坐讫,行法事人先于前门南颊朝圣僧叉手侧立,徐徐问讯,离本位,于圣僧前当面问讯罢,次到炉前问讯,开香合,左手上香罢,略退身问讯讫,次至后门特为处问讯,面南转身,却到圣僧前当面问讯,面北转身,问讯住持人,以次巡堂至后门北颊板头,曲身问讯,至南颊板头,亦曲身问讯,如堂外,依上下间问讯,却入堂内圣僧前问讯,退身依旧位问讯,叉手而立。”[ 宗赜:《禅苑清规》,苏军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62页。]
 
类似的表达谦逊之意的礼节规范,我们在先秦时期儒家《仪礼》(即《礼经》)中也不难发现。如《仪礼》“燕礼”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从形式上看,其内容有相当部分是类似的,只不过在这里“茶宴”变成了“酒宴”: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杨天宇译注:《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新1版,第144页。]
 
可以说,在佛教《清规》中所描绘的宴礼规范早在儒家的《礼仪》中就已经存在了。禅僧饮茶,本意是为修禅定的辅助作用,不使昏沉。而自唐宋以来禅门寺院里形成别具特色的“禅院茶礼”制度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明显受到中国社会中的饮茶习俗及儒家礼仪的影响。
 
儒家《礼仪》一书是西周繁文缛节的集中体现。这种礼仪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参加宴礼的主宾坐次排定方面。而宋元时期禅门清规也不例外。如从南宋时编定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又作咸淳清规、婺州清规、校定清规。(宋)后湖惟勉编,度宗咸淳十年(1274)成书,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刊行。收于《卍续藏》第112册、《禅宗全书》第82册。本书系将百丈古清规以降之禅门诸种清规,参校其异同,去芜存菁而重编者。]可以看到,当年在禅寺之中,无论是“知事請新住持”、“住持請新首座”“解冬、結冬年”、“住持特為首座大眾”、“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前堂特為後堂大眾”、“諸山法眷特為住持”、“特為新舊兩班茶湯管待”、“前住持特為新挂搭”、“前知事頭首特為新挂搭”等活动都要在僧堂举行“煎點茶汤”的仪式。寺院举行茶礼是一件经常性、且很正式且的活动,《清规》中对于有针对不同对象的茶湯狀式、茶牓式(即茶礼邀请函),出入茶寮的礼仪,宾主座次排列,点茶的过程等都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清规》中甚至还描绘出了多幅在寺院不同场合举行茶宴时的座次图——“茶汤之图”。如下二图:
住持特为首座大众僧堂茶图:
住持特为新挂搭茶六出之图:
 
中国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马祖道一之后的南宗禅几乎成为一种顺平自然的生活禅了。而百丈怀海制定的《百丈清规》使本来就从容顺俗、简易直接的禅宗进入了更为突出日常生活意味的时代。这其中,茶(茶礼、茶宴)则成为禅宗实现生活禅的突出代表。禅宗需要用茶(茶礼)来表达他们的禅意和修行,茶也借助禅宗的推广使之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以茶敬客,更是寺院中的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的活动之一。茶成为南禅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性与人间性的必要工具。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重视茶礼,特别是茶礼中的规定是如此细致,讲究伦序和礼法,禅寺中的茶礼也有流于世俗化,从而走向衰落的危险。如编纂《敕修百丈清规》的元东阳德辉就曾说过:“丛林以茶汤为盛礼,近来多因争位次高下,遂寝不讲。住持当力行之,江湖老成当力从臾之,庶将来知所矜式云。”[(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194页。]无独有偶,元弌咸在所编的《至大清规序》(《禅林备用清规序》)中亦云:“壬辰夏,乎众双径,小座汤有位次高下之争,诸方往往废而不举。”[ 弌咸《至大清规序》,见《敕修百丈清规》卷第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因为举行茶礼时有位次高下之争,这一现象显然有违佛门禅修的精神,亦导致禅院茶礼的一度衰落。或许这也构成了明清以来一些高僧对禅门清规提出批评的一个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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