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山文化院

法融，生活于隋朝和唐朝初期（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唐高宗显庆二年），今江苏丹阳市延陵镇人。据道宣著《续高僧传·法融传》[[1] 载《大正藏》卷50，第603页下—605页中。][1]说，他出家于茅山并在此住了20年，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去牛头山并终其身。在茅山，是他的学法、悟道时期；在牛头山，是他弘法、创宗的时期。

法融，俗姓韦，家富有，慧根深厚。“年十九，翰林坟典[[2] “翰林”指文翰（文章）荟萃之所在；“三坟五典”为传说中我国最早的书籍。][2]，探索将尽。……喟然叹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秕；般若止观，实可舟航。遂入茅山[[3] 茅山在今江苏省西南部之句容、金坛、溧水等县市境内，是太湖水系和秦淮河水系的分水岭，是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3]，依炅（jiǒng）法师剃除。……炅誉动江海，德诱几神（善于教诲）”。[[4] 《大正藏》卷50第603页下。][4]据汤用彤先生考证，炅法师亦作明法师，[[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渝版。][5]是三论[[6] 龙树著《中论》、《十二门论》，提婆著《百论》。][6]名家兴皇寺法朗（507—581）的著名弟子。法融向他学般若中观，得其精髓，对其建宗立说，影响巨大。

三论师慧学成就极高，禅学则徒有举扬之名。法融“以为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如不凝想，妄虑难摧。乃凝心宴坐于空静林。二十年中，专精匪懈，遂大入妙门，百八总持，[[7] “百八”为佛教常用法数，言其多也；“总持”为梵语dhārani（陀罗尼）之意译，指能摄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有法、义、咒、忍四总持。][7]乐说无尽；趣言三一，[[8] “三一”指三乘和一乘，如《法华》说会三乘而归一佛乘。“趣言”如火宅喻、三车喻等，众生听法，趣向涅槃。][8]悬河不穷。”[[9] 《大正藏》卷50，第603页下。][9]

南京为六朝古都，人文荟萃。为学法与弘法方便，法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来到牛头山，[[1] 牛头山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以双峰相对，状如牛角得名，峰高448米，面积约27平方千米。][1]在幽栖寺北岩下构建简易禅室住下。在十五里外有佛窟寺，为南朝刘宋（420—479）时刘姓司空（相当于农工部部长）所建，藏有佛经、道书等“七藏”。融不辞辛劳，晓往昏返，内外寻阅，“因循八年，抄略粗毕。”[[2]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中。“内外寻阅”指读佛典（内）和世间诸学（外）。][2]即从643年到650年。

永辉三年（652年），江宁（今南京）邑宰请法融到建初寺[[4] 吴王孙权于247年在今南京为神僧康僧会建立。以其为江南最早建立的寺院，故名建初。][4]讲《大品般若经》，[[5] 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鸠摩罗什于403—404年译出，此经据《大智度论》说是二万二千颂。另有八千颂的《小品般若》，由竺佛朔和支娄迦谶于179年译为10卷《道行般若》。][5]“僧众千人，至《灭诤品》，融乃纵其天辩，商榷理义，”[[6]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上。][6]举座欣乐。

江宁令李修本（为右仆射静之侄）钦融嘉德，请融讲《大集经》。[[7] 北凉昙无谶等译，共60卷，为大集部诸经之汇编。以六度与诸法性空为主要内容。经中富有浓郁的密教色彩。][7]“听众道俗，三千余人”，“皆曰闻所未闻，可谓中兴大法于斯人也！”[[8]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中。][8]

武德七年（624年），辅公讬在丹阳（今南京）起兵称帝，国号宋。第二年，唐军平息叛乱。左仆射房玄龄鉴于吴越僧尼太多，影响安定，[[10] 可能有僧人牵涉到此次叛乱中，故朝廷有此举。][10]上奏朝廷“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悉归编户（还俗）”。[[1]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下。][1]法融在茅山得知此事后，上京陈理，反对沙汰僧尼并限制人数，朝廷不纳所奏。房玄龄发现他的非凡气质与才干，劝其还俗，“五品之位，俯若拾遗。”[[2]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下。][2]法融方外之宾，绝迹于物，不为所动。其为法忘身之举，堪与净影慧远反对周武灭佛媲美。[[3] 法融上书朝廷约在625年，当时法融还在茅山学法，年龄31岁。][3]

永辉（650—655）中，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女子陈硕真反唐，声势浩大，江左震动。“四方远僧来会建业（今南京）”，法融所居的幽栖寺本不富裕，也来了三百多僧人避难。“县官下责，不许停之。融乃告曰：诸来法侣，无问旧新。山寺萧条，自足依庇。……（融）躬往丹阳（南京），四告士俗。闻者割减，不爽祈求。融报力轻强，无辞担负，一石八斗（约合今200千克），往送复来。日或二三，莫有劳倦。百有余日，事方宁静。”[[4] 《大正藏》卷50，第604页下—605页上。][4]睦州动乱，僧人避难建康，官员惧有反叛鼓动者来，禁止收留。融所居寺来了三百多人，形成了政治上和生活安置上的双重压力。法融以无畏愿力解决，功德圆满。牛头宗祖，当之无愧。

以上法融生平，为道宣所述。道宣（596—667）与法融同一个时代，而且比法融晚十年圆寂，其禅学得益于兴皇法朗一系的三论学，无可疑议。胡适说《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元融）和道信有关系。”[[5] 《李华<左溪大师碑>及<润州鹤林寺径山大师碑>所记南北诸宗世系》，载《胡适全集》第9册，第71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此，仅标书名册数及页码。][5]

在道宣撰成《续传》（645）后的120年，李华于765—766年间撰天台宗九祖《左溪大师碑》说：“又达摩四世至（道）信禅师，信又授（法）融禅师，住牛头山，今径山禅师承其后也。（此径山是指玄素的弟子法钦。玄素死在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不当称‘今’。看李华的《径山大师(玄素)碑》，《全唐文》三百二十。）”[[6] 《胡适全集》册9，第709页。][6]胡适说：“他叙牛头山法融，已说他是菩提达摩四世信禅师的传人了。”[[7] 《胡适全集》册9，第710页。][7]

李华在《润州鹤林寺故径山（玄素）大师碑》文中，对此事讲得更具体，还说出他与弘忍“分宗”的事。“信大师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证之，且曰：七佛教戒，诸三昧门，语有差别，义无差别。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吾亦随喜。由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8] 《胡适全集》册9，第710页。][8]

在李华撰《左溪碑》文后的64年，刘禹锡在太和三年（829年）撰《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说：“贞观（627—649）中，双峰（道信）过（长）江，望牛头，顿锡曰：此山有道气，宜有得之者。乃东，果与大师相遇，性合神契，至于无言，同跻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闻九围（九州），学徒百千，如水归海。由其门而为天人师者，皆脉分焉。”[[1] 《全唐文》卷606，转引至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第28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1]

道信传法与法融，因碑文而成为牛头宗的定论，但与道宣之第一手资料所记不同。法融与道信为同时代人，年龄相仿。道信在黄梅东山开荒种粮，徒众五百人；法融在南京牛头传法，息心百余，听众三千，影响力不比道信小，传法不大可能。为什么会有如此转折呢？笔者认为，法融得法于炅法师，所传的是三论。此学在南北朝和隋朝时期为显学，吉藏（549—623）还建立了三论宗，但进入唐代，新起宗派，雨后春笋，三论宗跟不上形势，学之者寡。法融立说，另增新意，独树一帜，是为牛头宗初祖。法融以后，南宗势力强劲，《宋僧传》卷九说：“自江西主大寂（道一），湖南主石头（希迁），往来憧憧chōng，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相比之下，牛头宗显得势单力薄，有意与之认同，以道信为师，比慧能系资格老。中国人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突显源远流长思想，否则无生根处，所以有法融得法于道信说。但《鹤林碑》说融“得自然智慧”，即自悟成佛，道信“证之”，有如古印度大天《五事偈》中之“他令入”，舍利弗等依释尊授记而始知证阿罗汉果。此说表明两人有不即不离的关系。

法融著作，现存有三，一是《心铭》，为四言偈颂，共792字，载《景德传灯录》卷30。还有《绝观论》，是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写本，为问答体。杨曾文先生认为它是法融的著作。[[2] 杨曾文著《唐五代禅宗史》，第297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2]在《宗镜录》中，录有不少法融的资料。

(1)“祖述三论”[[3] 吕澂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7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以下引文同此，仅标《略讲》及页码。][3]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法融的“基本思想是讲三论宗的无心之理，……所得出的结论乃是‘绝观忘守’，无所谓有心可守，更没有什么可观。这与道信的主张守一、守心等论点显然相反。”[[4] 吕澂著《略讲》，第214页。][4]法融禅法的构架为三论。此时三论宗势力已衰，故法融不彰显其承袭。

(2)吸收天台“教观双运” 在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北方重禅，南方重义学，强调智度。东晋谢敷为《安般守意经》作《序》曰：“苟厝cuò心领要，触有悟理者，则不假外以静内，不因禅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所悟之法不再退转），不随四禅也。”还有“地狱不烧智人，汤镬不煮般若”之说。禅与义学，形成对立。梁武帝“广辟定门，搜扬宇内，有心（定）学者，总集扬都，……可谓徒有举扬之名，终亏直心（禅）之实。”[[1] 道宣《续僧传·习禅总论》、《大正藏》卷50，第596页上。][1]智顗于568年到建康（今南京），有一老僧法济问智顗：“有人入定，闻摄山地动，知僧佺（三论师）练无常。此何定也”？智顗说：“边定不深，邪禅暗入。若取若说，定坏无疑。”法济惊起谢曰：“今闻所未闻，非止善知法相，亦乃悬见他心。”[[2] 《智者大师别传》，载《大正藏》卷50，第191页以下。][2]智顗因此而声誉鹊起。由此可知南方僧人是不重禅学的。

在南北统一的形势下，南北佛教亦出现统一，天台宗之止观法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法融有鉴于此，注重禅观，说“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如不凝想，妄虑难摧。”意思是观慧的先决条件是专注一趣（定），否则心静不下来（乱纵）。静下来了，无漏智慧就出现（开心府）了。智顗（538—594）的“三止三观”——体真止，空观；方便随缘止，假观；息二边分别止，中观，[[3] 《摩诃止观》卷三上，《大正藏》卷46，第24页上。][3]讲的就是止妄念与观慧的结合。法融生于隋唐之际，感三论师之不足，在天台止观法门的影响下，故重“凝心宴坐”。

(3)受道教影响唐高祖将老子奉为始祖，以其姓李。颁诏“先老、次孔，末后释宗。”扬道抑佛。唐玄宗（712—755年在位），大肆崇道。受此影响，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佛教徒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为其传世名作）也去当道士。可见，唐朝佛教虽然辉煌灿烂，但道教是其最大威胁。为扩大生存空间，佛教徒一方面与道教对抗，如道教徒说“道无所不在”，佛教徒则说“无情有性”，法融就是这么说的；另方面在文章中，多用道教词汇阐述佛理，如法融在《绝观论》中说“夫大道冲虚幽寂，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宣。”所说与“道可道，非常道”异曲同工。

“虚空”有三义：(1)“虚空”即空。《思益梵天所问经》说：“诸法从缘生，自无有定性，若知此因缘，则达法实相。若知法实相，是则知空相，若知空相者，则为见导师。”导师即佛。佛所证者，为缘起性空，故称佛为“空王”，须菩提为解空第一。佛法之根本就是“空”。

(2)“虚空”为究竟解脱涅槃相，是无为法之一。化地部、有部、大众部及世亲著《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俱舍论》都立有“虚空无为”法，为大小乘的通说。(3)“虚空”之本意是无有障碍，一切物体可在其中自由任运；虚空不用造作，自然而有。其引伸意是圣者远离烦恼所知二障，扫一切相，救度众生，无有障碍，有如在空中飞行，无往而不自得。“森罗为法用”是“虚空”之引伸义，即世间众生在生死苦海中沉沦，由佛救度之。

“道”也就是佛的智慧，叫“无分别智”。佛度众生，如要去分别亲疏贵贱先后的话，那就不是佛了。“闻声救苦”，那里有分别呢？上面列举六种分别，皆非佛智。《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心取相，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相）”。无分别智也就是不著相，不著相就是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也。

宗密说，法融“多年穷究诸部般若之教，已悟诸法本空，迷情妄执。”[[2] 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载《禅源诸诠集都序》校释本第10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2]《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缘生诸法，空无自性，仅有幻相。迷情众生，执幻相为实有。法融在《净名经私记》中所说，即为“迷情妄执”。

人（说）有心，说人无心，从有心中说无心。有心中说无心，是末观；从无心中说无心，是本观。众生计有身心，说镜相破身心。众生著镜相，说毕竟空破镜相。若知镜相毕竟空，即身心毕竟空。假名毕竟空，亦无毕竟空。若身心本无，佛道亦本无，一切法亦本无，本无亦本无。若知本无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从地出，直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4] 《宗镜录》卷四十五，《大正藏》卷48，第681页中。][4]

如何悟得空性？首先要“无心”。“无心”指心不为烦恼障所知障所系缚，无二乘的作意（仅自度），无异慧疑（如恶取空），无“我我所执”，无虚妄分别。要达到“本无亦本无”、“亦无毕竟空”的境地，才叫“无心”，亦即连“无”、“毕竟空”的想法都没有了。“无心”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如布施的“三轮体空”——“无受施的人，无布施的我，无所施的物”就是无心。有相、有漏布施想留名，想“一本万利”。无相布施如《太平广记》载：“武德（618—626）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教）为业，于（长安）化度寺置无尽藏。……女士礼忏阗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年载钱绢，舍而去之，不知姓名。”[[1] 转引至杨曾文《三阶教教义研究》，载《佛学研究》第3期（1994），第82页。][1]雷锋作好事不留名，董必武称他是“佛陀”，这就是“无心”。

“无心”也就是“绝观忘守”。如你作守静想、菩提想、破烦恼想，仍为有想，有想就是有虚妄分别心。《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绝观忘守”的最好诠释。“绝观忘守”与熟睡、休克、醉倒不同；和二禅、三禅、四禅的无寻、伺（分别）不同；和灭尽定的灭想受不同；更和石头瓦块不同，如你一天都在想“无分别心”，实际上这就是分别心。“绝观忘守”也就是无一切虚妄念头，即“无分别智”。[[3] 无分别智离熟睡、无寻伺等五种相，见玄奘译《摄大乘论·增上慧学分第九》。][3]

晏子为齐相，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甘居下人）。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是，妾是以求去也。”

“乐道恬然”指圣者无名利得失心，常乐我静，一切无缚。“依无自出”指以无分别心度众生系自然流出，不须要作意寻伺。华严宗称此为“性起”，即圣者已离修造而能应机化度，所谓“性海无风，金波自涌”，又称“无起之起”，如你见人被溺，心还没想救人，即起现行。法相宗称此为“无功用行”，即立起现行，不用思量。兹举二例说明：

今年（2012）5月8日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辆失控的汽车向学生直冲，80后青年女教师张丽莉在这同一个危急瞬间，闪电般地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而自己却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无私，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人对生命的渴望是本能，张丽莉的本能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学生的生命。在这危急的瞬间，她没有想后果的残酷，更没有想要什么回报，只有直觉——救学生。她被誉为“最美女教师！”[[1] 关海涛报道，见网站及报纸。][1]

“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快客司机吴斌驾驶大客车从无锡返回杭州。大客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途中，一块数斤重的铁块从空中飞落，击碎车辆前挡风玻璃后，砸中吴斌腹部和手臂，导致其三根肋骨被撞断，肝脏被击碎。危急关头，吴斌强忍剧痛，镇定地完成换档、刹车等一系列安全操作，将车缓缓靠边停好，开启双蹦灯，打开车门，安全疏散旅客，确保了大客车上的24名旅客安然无羔，而自己却因伤势过重，献出了生命！”[[2] 新华社杭州2012年6月3日电。][2]从监控录像显示，从吴斌被铁块砸中，到完成疏散旅客，只用了47秒钟。在这47秒中，他完成了一系列安全操作，确保了乘客安全。

这里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佛智为自度度他，六度万行，二乘智仅为自度自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二是佛为无住涅槃。“不入”五欲八风，“不出”生死苦海度众生。身处三界“非静”，已灭二障“非喧”。“正觉”、“不觉”，凡圣等一，如《法华》中之常不轻菩萨，视众生如佛。“真空不空”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杜绝空有之相对。远离我法二执为“真空”，非有之有为妙有。缘生一切法，无有自性（空），但有生灭变化之假有存在，此但以世间之观念而承认其有。

“无情有性”指草木瓦石有佛性，皆可成佛。此说在佛经中无根据，“菩萨”是觉有情，未说觉无情。智顗说“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1] 《大正藏》卷46，第14页下。][1]“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未说无心具三千。他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指的是“一心三观”，并非无情有性。那么，为什么又有“无情有性”说呢？因为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传统文化抵制，三教斗争激烈。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将“普度有情”改为“普度一切动植众生。”[[2] 《大正藏》卷54，第1266页中。赐川按：此为敦煌残卷，近人考证，敦煌本非王浮原作，笔者认为，其《序说第一》为原作之可能性很大。][2]将度的对象扩大到植物。此经纯属伪造，理论不能成立，但反映出佛道斗争激烈。后来，道士据《庄子·知北游》，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pì砖）、“在屎尿”，“无乎逃物”。[[3] 《道德经》中之“道”，相当于古印度人所说之“极微”或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所说之“原子”，为世界之本原。][3]亦即“道”是万物之本并自然地、不断运动变化，一切事物皆离不开道。如人得道，即可长生不老成神仙。

能知性者，局在众生，不通非情。……凡有心者悉是佛性，此等皆是能知性也。所知性者，……如（涅槃）经中说第一义空，名为佛性；或言中道，名为佛性，如是等言，当知皆是所知性也。此所知性，该通内外，故经说言，佛性如空，遍一切处。[[1] 《大正藏》卷44，第472页下。][1]

（三三）入理曰：道无所不遍也。（三四）问曰：道若遍者，何故煞（杀）人有罪，煞草木无罪？答曰：夫言罪不罪者，皆是就情约事，非正道也。但为罪人不达道，妄立我身，煞即有心。心结于业，即云罪也。草木无情，本来合道，理无我故，煞者不计，即不论罪与非罪。凡夫无我合道者，视形如草木，被斫如（应缺一字）林。故文殊执剑于瞿昙（佛），鸯掘持刀于释氏，此皆合道，同证无生，了知幻化虚妄，故即不论罪与非罪。

（三五）问曰：若草木久来合道，经中何故不记草木成佛，偏记人也？答曰：非独记人，草木亦记。经云：于一微尘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皆“如”也，一切众生亦“如”也。“如”：无二无差别也。[[4] 《绝观论》。转引至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121—122页。][4]

印顺法师对以上引文评曰：“这里面，有不少语病：如凡夫不合道，而草木无情久来合道。有些人还不得受记，而草木却受记，这未免人而不如草木了。”评论正确。但印顺法师认为“无情有性”说“正是醖酿成熟于南朝学统中的问题”，并举吉藏、湛然讲“无情有性”为例作证，[[5] 印顺《中国禅宗史》第122页。][5]则有待商榷。首先讲“无情有性”说的是北朝后期和隋初的南道地论师慧远（523—592），属于北朝学统。吉藏属南朝学统，但荆溪湛然（711—782）生活于唐代中期，南北学统已消融，且唐代各宗倡“无情有性”说的并不多，不能说“无情有性”是“南朝学统”中的问题。简言之，“南朝学统”（重义学）在隋末唐初就开始与“北朝学统”（重禅）合流了，天台宗与三阶教就是南北合流的新宗派。“无情有性”说之兴起，“南朝学统”已成强弩之末，“三论宗”很快失传，就是明证。至于说法融之“无情有性”是继承“天台之成说”[[1] 印顺《中国禅宗史》，第123页行4。][1]，则有悖时间先后，法融生活于594—657年，湛然生活于711—782年，法融绝不可能继承湛然在《金刚錍》中之“无情有性”说。

据《续传》说，法融初入牛头山时，有弟子道綦和道凭，但两人事迹不彰，未续其灯。《宋僧传》卷八说，昙璀（630—692），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人，于晚年（按：法融657年圆寂，当时昙璀仅27岁）“始事牛头山融大师，……融以之为上根利器诲之”。晦迹钟山，多历年所，则天女皇诏其进京，“朝天抗命”不去。云游各地，“后止于竹林之奥（深处），葺宇簋guǐ缶而告老焉！”[[2] 《大正藏》卷50，第757页上、中。][2]昙璀隐匿深山，头陀苦行，名副其实的“不以一法与人”，牛头法脉难续。

据李华撰鹤林玄素《碑铭》、刘禹锡撰法融《新塔记》、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之下[[3] 以上《碑铭》、《塔记》见本文“法融生平”部分。《大疏抄》见《禅源诸诠集都序》（校释本）第17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大疏抄》约写于823年以后的几年间。][3]，对其后继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从列表中可见其差异。

1、智岩（577—654）　道宣在《续传》卷20中，为智岩作有传记。[[4] 《大正藏》卷50，第602页上、下。][4]说他在隋末唐初曾“身任军帅”，有战功。武德四年（621）在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从宝月禅师出家并修道。贞观十七年（643，年66岁）到建业（今南京市）说法，常在白马寺住，听众上百，有影响力。他78岁（永徽五年，654）圆寂。

道宣未说他与法融有关系，但两人俱同时到达今南京并同时异区域施化，其称二祖，与此有关。智岩比法融年长17岁，比法融早3年圆寂，在传承上有点说不过去，《景德传灯录》就将智岩示灭之年改为“仪凤二年（677）正月十日”，年七十八。印顺法师说，《传灯录》是依《续传》改写的，这一改就出现了矛盾，因武德四年，年四十出家，则仪凤二年示灭，应为100岁，怎会是78岁呢！而且道宣卒于667年，怎会为其作传呢！[[1] 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98—99页，正闻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此仅标《禅宗史》及页码。][1]

（慧方）润州延陵（今丹阳市延陵镇）人，姓濮pú氏，投开善寺出家。及进具（受具足戒），洞明经论。后入牛头山谒岩禅师咨询秘要。岩观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后）四方学者云集，……乃以正法付法持法师，遂归茅山，数年后于唐天册元年八月一日入灭。寿六十七，（戒）腊四十。[[2] 《大正藏》卷51，第228页下。按：天册元年从九月开始，以前为“证备元年”，均则天年号。][2]

3、法持（634—702）　润州江宁（今南京市）人。“幼而弃学，长事明师。”[[4] 《宋僧传》作16岁，《景德传灯录》作30岁（664），印顺师判为30岁。][4]30岁，礼黄梅弘忍，“蒙事法要，领解幽玄，后归青山（牛头山），重事（慧）方禅师，更明宗极。命其入室，传灯继明。”[[5] 《大正藏》卷50，第757页下。][5]为方禅师的接法弟子。他传法与智威后，出山住江宁的延祚寺并在此入灭。

与法持有关的三件事，须作出说明：(1)《宋僧传》卷八说，弘忍在去世时对弟子玄赜说：“后传吾法者，可十人耳，金陵法持即其一也。”印顺法师说，《楞伽师资记》等书所记的十人中，均无法持。在宗密的《师资承袭图》中才有“江宁持”的名字。称法持为弘忍十弟子之一，是宗密时代的事，[[6] 《中国禅宗史》第100页。][6]时间差在50年以上。(2)《宋僧传》说法持“遗嘱令露骸松下，饲诸禽兽，令得饮血肉者发菩提心。”[[1] 《大正藏》卷50，第757页下。][1]此举显受疑伪佛典《要行舍身经》[[2] 载《大正藏》卷85，第1414—1415页。][2]影响。该经历举施身喂虎、施躯于五夜叉、罗刹等本生故事；还讲尸陀林（为王舍城人民弃尸之所与罪人所居之地）舍身，即人死后将尸体喂禽兽鱼虾。说“舍身行者，未来得获正等菩提。……所有之罪，悉皆消灭。”三阶教的创始人信行（540—594）显受此经影响，其《塔铭碑》说，他入灭后“送柩于雍州终南山鵄鸣阜尸陀林所，舍身血肉，求无上道。生施死施，大士有苦行之踪。”信行的弟子本济等亦作如是“死施”。三阶教在唐朝的信众很多，建立“无尽藏”，经济实力雄厚，法持不火化而作“死施”，可能与此有关。(3)印顺法师说，宋戒珠编《净土往生传》卷中说，法持“持于净土以系于念，凡九年，俯仰进止，必资观想。”这一专心净土的传说，其它僧传没有，牛头宗诸祖师都没有他力念佛之举。[[3] 《中国禅宗史》，第100—101页。][3]

4、智威（646—722）　江宁（今南京市）人。有出尘之慧，童年时出走，家人遍历诸寺寻访，才知道他已依天宝寺统法师出家了。“诵大乘经，早数百纸，聪敏超伦，众咸叹服。”[[4] 《大正藏》卷50，第758页中。][4]年20受具，后从法持禅师学禅法，妙达深理，加以言辞清雅，“望重一期，声闻远近。江左定学，往往造焉。”[[5] 《大正藏》卷50，第758页下。][5]后住江宁延祚寺并在此圆寂，嘱遗体施诸鸟兽，与法持同。

“莫系念念”即“无念”。“无念”并非草木无情或闷绝休克之无念，而是不要有分别心，所谓“三界虚妄，唯一心作”，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要有我法二执。有“见浊”、“烦恼浊”就不得解脱，在三界中轮回，出不了生死苦海。“无见”指无分别智能使众生出生死河之“长波”（长波喻生死苦海如江水奔流不息）。分别心（念想）是虚妄的，无真实性。若知此，了生死（以上为第一示答偈之大意）。

“我”的本性是空，由五蕴的聚合（缘妄）而出现人我执。如何才能破我执呢？“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空是真实不虚的（实体），人我又何所存呢！二祖慧可说“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息妄情”之想就是妄情，以是分别心故。如无“息妄情”之想，则证无分别智，又名“无功用行”，这才是佛的智慧，为大智度（般若船）（以上为第二示答偈之大意）。

5、牛头慧忠（683—769）　润州上元（今南京市）人，与慧能弟子南阳慧忠有别。23岁时出家，后到牛头山参见智威，威一见如故，说“山主来矣！”为其嫡徒。他常修头陀行，为人敬仰。他在牛头山住了约40年，到天宝初（742—），下山住庄严寺并重修殿堂。87岁时在此圆寂。

在《宗镜录》卷九八中，有慧忠的部分语录。有僧问“入道者如何用心？”他说“任心自在，不须制止，直见直闻，直来直去，须行即行，须住即住，此即是真道。”有问修道“应作何方便而得解脱？”他说“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顿了心源，明见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2] 《大正藏》卷48，第945页中。][2]其“任心自在”，显系对老庄学说的发挥。《老子》说“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庄子·逍遥游》说“无所待”，即不受时空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至人”、“神人”、“圣人”。“不作方便”指不用修什么法门，直心见性，顿悟成佛。此说是对慧能禅的发挥。《坛经》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维摩》）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马祖道一（709—788）所说的“平常心是道”，显然与“任心自在”有关，至少也是合拍。白云守端（1025—1072）说：“释迦老子有四弘誓愿，法华（守端住舒州法华寺）也有弘誓：饥来吃饭，倦了即眠，冷来添衣，热来摇扇。”[[1] 《白云广录》卷一，载《卍续》册120，第0411页上、下。][1]则是对“任心自在”与“平常心”的诠释。

6、玄素（668—752）　润州延陵（今丹阳市延陵镇）人，俗姓马，有称之为“马祖”者。但他比马祖道一（709—788）年长。出家后住江宁（今南京市）长寿寺。晚年入牛头山幽栖寺，在智威处得“不刊之旨”，与慧忠为师兄弟。他在山中“伏形苦节，交养恬和”；“贵贱怨亲，曾无喜愠。”[[2] 《宋高僧传卷九·玄素》，《大正藏》卷50，第761页下。][2]头陀行，无分别观是其修持。

开元（713—741）间，玄素年过四十，声望已隆。润州刺史韦铣请他入住京口（今镇江市）鹤林寺。一天，有屠户请其入家应供，欣然前往，信众徨惑，他说：“仁与不仁，皆同佛性”，“诸佛所度，我亦度之。”[[3] 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载《全唐文》卷320。][3]可见其已得无分别智。

天宝（742—755）初年，他到扬州，受到刺史李憕（chéng成）及信众的供养。为此，江南与江北因争供养玄素事而起纷争，足见德高望重。从他受菩萨戒的居士有吏部侍郎齐浣、广州都督梁卿、润州刺史徐峤等，皆朝廷达官，地方重臣。从玄素开始，牛头禅的弘传已进入全盛时期。玄素最著名的弟子是径山法钦。

法钦（714—793）　又名道钦，俗姓朱，儒门世家。吴郡昆山（今苏州昆山市）人。22岁时，赴京考试，途经今镇江，因闻玄素盛名，前往拜谒。素“问曰：子何之？师曰：将求仕于上京。素曰：虽有五等之爵，岂如三界之尊耶！师曰：可学乎？素曰：观子神观，几于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来知见。师闻悟识本心，素乃躬为剃发。为门人法鉴曰：此当大弘吾法，蔚为人师。”[[4] 《径山志》一，第64页，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台北版。下同此，仅标《径山志》一及页码。][4]他在素师门下勤修三学，颇有进展，“乃请素示其法要。素曰：无人得我法。师曰：以何传？素曰：我法实无可传者。师顿释凝滞。”[[1] 《径山志》一，第64页。][1]“无人得我法”，指佛的境界，只能从内证中得。《楞伽经》说释尊“不说一字，离言说妄想，离字二趣。”《金刚经》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明心见性，何要人说！法钦因此得悟。后来，德山宣鉴（782—865）说“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与玄素所说之义同，但玄素入灭30年后，德山才来人间。

法钦得道后，辞别玄素，到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龙泉寺受具足戒，后到径山（今余杭区西北25千米处，以有两条小径盘旋至天目山而得名）修行。满目荒凉，人迹罕至，“宴坐大雪，经旬绝食”，有猎者为其结庵。卓绝禅行，不胫而走。“自是远近乡风（传出），悉来给奉。四方禅衲，景（敬慕）从庵居，满于岩谷山左。前临海（今浙江临海市）令吴贞，舍别墅以盖精舍，未逾数载，名震天下。”[[2] 《径山志》一，第65—67页。][2]

法钦在径山收了一个有神异的沙弥，与名崇慧。崇慧入京，住章敬寺。唐代宗崇敬佛法，道士忿疾。大历三年（768年）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宫道士史华向代宗“奏乞与释氏当代名流角佛法道法胜负。”史华在东门观架刀为梯，蹑足而上，如踏石梯，轻松自在。崇慧闻知，请廷臣鱼朝恩奏请应战。崇慧在章敬寺庭树间架刀梯百尺，锋刃寒光怵目，赤足上下，神泰自若，如履平地。继以蹈烈火、探沸油、餐铁叶、嚼钉线，惊险无比，观者塞途。道士夹汗掩袂认输。代宗大悦，“赐紫衣，授鸿胪卿，号曰护国三藏，勅安国寺居之。”代宗问他的师父是谁？“慧曰：径山高道僧法钦，臣之师也。”[[3] 《径山志》一，第68—69页。][3]

法钦到京，帝躬迎登殿设座，咨询法要，执弟子礼。赐号“国一”，即国家之第一禅师。向其赠采帛，设御宴，钦抗而不受，唯布衣蔬食陶钵如平时。相国杨绾见而叹曰：“此实方外之高士也，难得而名焉！”[[5] 《径山志》一，第71页。][5]一时公卿显宦如李泌[[6] 李泌（722—789）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多谋略，位至宰相。][6]、陈少游等32人皆自称门人，向其问道决疑。

法钦在京住了一年，力辞南还旧山。代宗敕州官为其在径山重建精舍。杭州剌史请其居龙兴寺。他于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793年）[[1] 贞元八年为壬申年，与公历792年相配，至十二月十三日止。十二月十四日为793年元旦，故其圆寂年应为793年。][1]示灭于龙兴寺。寿79。德宗赐号“大觉禅师”。他是径山寺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人称“大觉国一径山开山祖师”。

法钦不立文字，不重言说。“有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山上有鲤鱼，井底有蓬尘。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曰：如何得当？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师向代宗辞归旧山，“帝曰：此众生有当度者，彼众生岂有殊乎？师曰：实无有法以度众生。”[[3] 《径山志》一，第67、70页。][3]佛道在自证，如要说，有如在山上捕鱼，井底捞尘，荒唐！李吉甫在《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中，说他“性和言简，罕所论说。问者百千，对无一二。”其“无示无说”在诸大祖师中表现得最彻底。那他的“国一”、“大觉”诸褒号又从何体现呢？“宴坐大雪，经旬绝食”；门徒崇慧在与道士角逐中获胜；代宗躬迎登殿设座，执弟子礼；不受御宴，唯布衣蔬食如平时；相国赞其为“方外之高士”，道行高深莫测，自然敬仰者如云，从者如流了。不尚空谈，着力践行是他与经论师之最大不同处。

鸟巢道林（740—824），杭州富阳（今富阳市）人。9岁出家，21岁在荆州果愿寺受具足戒。在京谒法钦得正法。及南归，见杭州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旋如盖，时人谓之鸟巢。道林栖止其上，时人奇之，称之为鸟巢禅师。有侍者会通，忽一日欲辞去。“师问曰：汝今何往？对曰：会通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诲，今往诸方学佛法去。师曰：若是佛法，吾此间亦有少许。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师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会通遂领悟玄旨。”[[4] 《景德传灯录卷四·道林》，载《大正藏》卷51，第230页中，以下有关道林引文，不再标出处。][4]“布毛”泛指穿衣吃饭，“吹”表呼吸、生命、生活。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即穿衣吃饭，自在安稳。如果吃饭穿衣都愁苦，怎能离苦得乐成佛道。道林所悟者在此。

长庆二年（822）十月到宝历元年（825）三月，白居易谪官任杭州剌史。一日，他入山见道林，说：“禅师住处（鸟巢）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礼。”住“鸟巢”危险，但为官更危险，“薪”指薪俸，“火”指政治斗争。白居易因上书请缉剌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而贬为地方官的。

(1)不讲经论，强调自悟　从慧忠开始，不见有讲经论的记载，禅法成为教外别传。如玄素对法钦说“我法实无可传者”；法钦对代宗说，他“无有一法以度众生”。约在玄素100年后的黄檗希运（？—约859）才说“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只是接引之辞。然道亦不可学，情成学解却成迷道，道无方所，名大乘心。”法钦说“山上有鲤鱼”，这是“公案”，其讲“公案”与道一不分先后。

(2)人法双净，任心自在　慧忠说“人法双净”，即人法二执双亡，就能任心自在并度生。玄素欣然到屠户家应供，众人不解，他说“诸佛所度，我亦度之”，这就是任心自在。《真净偈》也是任心自在之偈，说“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1] 《五灯会元卷十九·克勤》，载《卍续》册138，第0739页。][1]此偈在慧忠入灭后三百年出现。马祖道一的“平常心”也是心自在，但马祖（709—788）比慧忠小26岁。

(4)中唐禅宗，鼎三有一　法融面对统一形势，倡教观双运，是为禅门创举。据《魏书·释老志》等载，当时僧人贪恋城市生活，僧纪不整。以后寺院亦多在城市，为纯洁道风，牛头祖师重头陀行。法融闭关自静，惟一坐敷，寒不加絮，暑绝追凉。玄素在山中“伏形苦节，交养恬和”。法钦“宴坐大雪，经旬绝食”，在皇宫不受御宴，“唯布衣蔬食陶钵如平时”，相国赞其为“方外之高士”！法持与智威，遗体施诸鸟兽，不作火化，惊世之举，增强了牛头禅的影响力。

牛头新禅理，比洪州禅早出，头陀苦行，更显出本宗特色，在中唐时期，已成为禅宗三大主力之一。宗密（684—758）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当时禅有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以神秀等为代表；二是泯绝无寄宗，以石头希迁和牛头法融道钦为代表；三是直显心性宗，以马祖道一与荷泽神会为代表。宗密称牛头禅为“泯绝无寄”，可适用于法融禅，至于慧忠说“任心自在”，就不是泯绝无寄，而是与马祖道一的“平常心”相符，且比道一早几十年提出。因此，印顺法师说“中华禅的建立者，是牛头。”[[1] 《中国禅宗史》，第128页。][1]但这话太片面，牛头的命题，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谈不上“建立”。

牛头禅之历代祖师，皆在江浙一代传教，法钦到京，代宗躬迎登殿设座，重臣命官向其问道，他以“吾无示说”[[2] 李吉甫《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五一二。][2]答之。其禅理有纲无目，在京城无接法门徒。与他同时代的道一系，方兴未艾，展现出“大唐国里无禅师”的抱负和“卷舒擒纵”的气派，终于形成“临（济）天下”的形势。会昌法难后，牛头禅的传承乏人，衰落下去。其流行时间有两百多年，不能说短，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