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法幢

关键词：径山藏、祖庭文化、文化意象、法宝、圣境

一、前言

夙愿平生未易论，大千经卷属重昏

怪来双径为双树，贝叶如云日自屯。

倡议刊刻方册大藏经的精神导师达观真可禅师（1544-1604），是推动《径山藏》刻藏伟业的关键人物，临终前因有如上偈语，圆寂后肉身归奉径山寂照庵，法身常寂光照文殊台。每阅读老人《圜中语录》、师徒书信对答及刻藏发愿文疏，为其身陷牢狱的最后遭遇及其德行风范所撼动。师将手书托付侍者，道别江南诸位护法，嘱咐“护持三宝，棱严径山刻藏事，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临化说偈仍是刻藏大事，究竟斯为何等佛事因缘，让道人于生死交关处，仍深心愿行终不悔不惧？

依于“法宝”的崇高地位与神圣意涵，每当时代遭遇危及佛教发展的困境，总有具护法意识之僧徒，秉持为法奉献、为法忘身的精神，或奋志传播佛法，或发愿刊印大藏经，衍教流通佛典，这似乎已成为僧俗们约定俗陈而代代相继的文化使命。是以刊刻藏经这一项文化伟业的外在因缘与内在理路，值得后人深入理解与细心体会，其中不仅有大环境的促动成因，更有主事参与者的宗教情怀与精神感召力，这些都深刻的体现在晚明至清中期所刊刻的《径山藏》。

探索明清时期此一刻藏胜事，《径山藏》庞大文献史料，漫漫时空诸多人事因缘复杂交错，一路摸索门径，尽管我们希望能全面充分理解其内涵，但也只能梗概把握一二。借用沈卫荣先生在近期专着提出“文本研究重构历史”一说，从中可发现佛教文本形成与历史叙事的传统建构关系。因此，当探索某一地域文本形成的文化现象，某种程度也在解读揭示彼处的佛教文化史观。以此视角，将藏经文本形成放在一段历史叙事过程，依此史观分析彼时某一地域空间，特别是作为《径山藏》主要刊刻与藏版地的径山寺，当时人们如何透过刊刻佛经，形塑“圣境”的文化意象，完成一项佛教文化志业，进而解读《径山藏》在地文化意象的型塑。

二、《径山藏》多种名称

《径山藏》于晚明至清中期由民间团体发起雕刻印刷、流通法宝的一部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刻经史，具有刊刻最久、传播最广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汉文大藏经，被认为是中国宋代至清代之间收书最多的一部大藏经，其开创方册装订形式之特色，是第一套线装本方册藏，曾被喻为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敦煌发现”，亦誉为“佛典史料宝库”。

该藏有多种名称，因为此套大藏经改变装订形式，将以往大藏经“梵夹本装帧”形式，改为“方册本线装书”形式，早期统称为《方册藏》；因刻藏地点，从一开始的五台山妙德庵，南迁到浙江余杭径山，雕造藏经的板块贮藏于径山寂照庵、及下院化城寺，而称《径山藏》；支那院学院于民国二十一年新编《刻藏缘起》，命名为《明径山方册本》。由于该套藏经在浙江嘉兴楞严寺装订佛典、流通发行，故学界通称为《嘉兴藏》。

方册藏经刊刻之始，紫柏大师即定下“径山藏板，不得发经；楞严发经，不得藏板” 的原则，团队分工机制，遵循着刻版于寂照，贮版于化城，印本于寂照或化城，流通于嘉兴楞严寺。径山寂照庵或化城寺经坊人员，必须负起妥善保管、维护经版之责，务使经版完整齐全；楞严寺般若堂保有经典印刷本的集成与流通营销权力，且规定楞严寺住持不得干预经坊的管理，以免日后的纠纷。因此，《径山藏》之所以称名 “径山藏”或“楞严寺板”，也可看出早期主事者对于地点设置的分区功能定位。

由于径山寂照庵及下院化城寺，刊刻了大量的方册藏经，有相当份量的大乘经典刊刻是在径山完刻的，因此，径山版刻可说是 “基本奠定了方册大藏的基础”。再者，《径山藏》已经成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之一，2009年民族出版社重辑影印版线装函装《嘉兴藏》，经过七年后，随着更多孤本的发现，2016年由国家图书馆统筹编印新版《径山藏》，并陆续发行有牌记与序跋汇编等丛书，笔者因与径山深厚的法缘，得径山寺常住及法鼓文理学院全力支持《径山藏》课题研究，故本文采用《径山藏》名称。

三、径山刻藏的刊行经过

晚明万历年间，禅僧紫柏大师与密藏道开等僧俗二众发起刊刻方册本大藏经，作为佛教复兴的契机。明末时期党政斗争不断，紫柏大师弘法悲愿深切，欲力挽佛教衰微，振兴禅门纲宗，募缘刊刻方册全藏，劝转法轮。以化缘藏经、续修灯录等事，来到京城与王公权贵互动频繁，竟受政治漩涡的牵连，不幸卷入党祸纠纷，成为晚明党争的牺牲品，被诬陷造作“妖书”，入狱受逼拷酷刑，师仍不减道人本分，如壁立万仞，以佛法劝发众人，终于狱内坐化。实际上紫柏大师往来燕京，涉入牢狱灾难，与劝请赐藏、刻经之事有相当关系。

于是工程浩大的刻经事业，主事者密藏道开禅师曾以“碎头目髓脑”，发愿刻经报佛恩，却忽然隐退不见。在人事更迭下，刻藏处所几经迁移，其间过程艰巨且坎坷，包括从五台山开刻，南迁至径山寂照庵与化城寺继续刊刻，并转到嘉兴楞严寺刊印流通。更由于改朝换代，方册藏经的刊刻处所从径山逐渐分布到各地，随着各地发心信士的随力捐资，包括金沙顾龙山、虞山华严阁、松江弘法会分别刊刻典籍，施刻扩散到嘉兴、吴江、海阳、金坛、松江、姑苏、新安等地。归纳起来经房主要有四处：五台山妙德庵、径山寂照庵与化城寺，以及嘉兴楞严寺，如钱谦益所言 “自清凉而之径山，以其便于刻也。自径山而之化城，则以其便于藏也。”动荡的局势，全藏大致完成于康熙末年，甚至到了嘉庆年间，仍有小规模的刻经。这样跨经两朝、历时约两百六十多年，所刊刻的大藏经，内容不仅包含明清两代的佛教历史叙事，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更待深入考察与发掘。

早期主事者以为刊刻藏经是一项神圣伟业，必以“胜境”方能成就刻藏“胜业”，密藏道开等人，秉持极度庄严神圣的心，以“三世诸佛作证盟”之发愿，慎选刻经期所，往返三吴两浙。万历十四年，幻予法本受命于紫柏大师寻找合适的刻藏场所，四处奔波、耗时两年仍未果。他们甚至曾经在佛像尊前问卜，选择清凉山为此方册藏经之最初刻经期场，赖得清凉山紫霞谷妙德庵无边上人临终前将庵房布施作为刻藏处所，以“妙德在清凉最幽深处，清凉为震旦大菩提场”，如沈自邠云“假文殊所临之地，以绍文殊所传之心；延文殊所承之法，以化文殊所愍之众……曩圣护以威灵，则崇朝圆满。”假五台山文殊菩萨为信仰中心，仰凭菩萨智慧功德力，将“清凉胜境”与“刻藏胜业”两个概念联系起来，托以圣地的加持，减少反对者的声音所带来的阻力。

五台山刻藏历时四年，由于环境气候冷冽，物资运输不便，更因为 “刻藏经费募集问题”，而南迁径山。如同密藏道开信中所写 “江南善信颇发肯心，而北地则罕有应之者” ，“刻经期以北地缘簿，而费倍迁归于南”，由于北方经费劝募不易，遂将刻藏中心南迁径山。

憨山大师曾在《径山志》序言写道：“时创刻方册大藏，初议五台，而兹山僧徒蠒足数千里，往请于此。未几而果，迁于山之寂照，而殿宇亦因是以重新，乃法轮再转之机也。”经过五台山最初四年的刊刻大藏，根据牌记推估，大约刊刻完成四十多部六百余卷经典，从万历二十年（1591）夏天后，刻藏团队开始启动南迁。获得官员的协助与护卫，通过京杭大运河将经版运载到南方。

刻经团队从五台山南迁径山是刻藏史的大事件。具体何时南迁呢？冯梦祯恭请幻予法本、密藏道开二师驻锡径山，《附刻径山请书》文中，记载万历二十一年正月（1592）径山僧众圆昭等人前来迎请二师住持径山，进而开始径山刻藏之具体工程。是年仲冬，已有少数几卷《大宝积经》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完刻。

由有冯梦祯等士绅的协助，“新属刻经场，盖从程惟馨反复研审而后确”。万历辛卯（1591）二月，紫柏大师刻成登径山礼祖师古塔之愿，捐金重修放生池，或早已经促成径山刻藏之远因。主事者选择南迁的刻藏地点，除了募缘经费的考虑之外，依托于圣山信仰的情怀，以径山为东南胜道场，亦为关键因素。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是多事之秋，密藏道开隐退后，幻予法本接替未久因病该年七月圆寂，以至于刻藏事业有一段时间处于停顿状态，进度缓慢，查对卷末的施刻牌记，这一年径山寺没有任何完刻的记录，前一年甲午年仅完成《楞严经要解卷》卷12及《大宝积经》卷16，此后一年丙申年也仅完刻《大宝积经》卷99，据此可知主事者密藏道开的离去与幻予本师的圆寂，对于刻藏作业所带来的影响。

更由于紫柏大师的弘法心切，涉入当朝政权纠纷、陷入王难。紫柏大师对因旷税案被逮捕的太守吴宝秀心生悲悯，上奏朝廷陈请，故卷入党乱派系斗争而罹难狱中，与癸卯（1603）十二月十七日安然坐化。“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这首诗映现了紫柏大师末入狱后的孤冷心境。此后一段时间，因为紫柏尊者、憨师大师与密藏道开三人的遭遇与抉择，于教界、于禅林的影响如地震般，汉月法藏（1573-1635）如此描述：

紫柏罹难既寂，憨师遭窜犹萦，藏公绝影，天下无敢言禅者，惟以净土独唱，缁素翕然若定于一间，以念佛是谁，开做净业工夫，久久要其净思纯熟，而最忌者唯悟之一字，号为魔窟焉。

从这一段文字可见在紫柏大师圆寂后，密藏道开仍无消息踪迹，也反应紫柏大师等三人在当时教界的影响力，在宗门下的禅法教授，所起到的教学作用，以至于当他们三人罹难或隐踪后，信徒们竟忌讳谈禅悟而转向净土法门。因此，与密藏道开一同从事方册藏经刊刻的寒灰如奇，向以参禅究本分事，亦“俛首说净土”，将自己“更号寒灰叟，弘法之心，彻底灰冷”，只在闭关修行。

从施刻牌记中显示，径山主寺刊刻，起讫时间是从万历癸巳年仲冬至己酉年（1593-1609）为止，其中以癸巳、丁酉、甲辰三年刻藏成果最为显着，同一段时间由一群刻工分别刊刻一部经典的不同卷内容，主要刊刻为大乘经典，有：《佛说乳光佛经》《大宝积经》《菩萨本行经》《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佛说弥勒成佛经》等约五十卷。

尔后，明王朝进行《北藏》的续刊时，新增典籍入藏，并陆续印造、颁赐给全国名山寺院，其中，给径山住持通会及僧众的敕谕如下：

朕发诚心，印造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万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北藏》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廷敕赐径山，为了迎接供奉神宗皇帝御赐续刊的这套《北藏》，寺院将宋代所建的观音殿改建为大藏阁，并于阁后开辟“阅藏堂”，作为僧众阅读藏经之处所。藏经的刊刻，朝廷敕赐官版大藏经，使径山寺再转法轮之机，重兴修建寺院，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江沈中丞季文礼请无边海公鼎新殿堂，海公迁化后又有廓庵观复继承遗志，径山释迦宝殿等殿堂逐渐修缮完备。

前面提到刻藏团队于万历二十一年南迁径山，待寂照庵刻藏道场逐渐建置完善，刻藏中心迁移转到寂照庵，径山主寺则回归作为安僧的慧命道场，并恢复重建寺院殿堂，寂照庵则展开大规模的刻经工程。双径寂照，明中期称 “寂照房”，是元代径山四十八代祖师元叟行端（125-1341）禅师全身塔处。明正德年间管事僧将径山寺由十方丛林改为房僧制，寺院房产变卖、荒废衰败，紫柏大师登山巡礼祖塔后遂发心恢复。据《径山志》记载，金坛于玉立、贺学仁以及常熟缪希雍共同捐资购山二百四十亩，建置寂照庵为刻经的道场。从典籍卷末牌记所标示的时间来看，寂照庵从万历戊戌二十六年（1598）开始正式刊刻典籍。

密藏道开隐退后，主事者几经变更，紫柏大师圆寂前，特别书信给冯梦祯等外护弟子委托刻藏大事，在诸公的支持、协助下，继而由念云兴勤（?~1628）司掌寂照庵经坊主持刻藏之事，继未刻之业，缪希雍撰写《念云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纪》说明了这一段刻经事业的转折过程。

紫柏老人圆寂，遗骨奉归径山，建肉身塔请供于寂照庵，万历三十二年（1604）澹居法铠（1561~1621）随师之灵龛来住径山，以此因缘，受吴用先等诸公恭请驻锡寂照庵，受委任主持刻经场。寺记中描写 “寂照庵刻藏经处镌工麕集，室后供达观甚肃，令人转思。”

由于径山寂照庵多有云雾笼罩，常年气候潮湿，经版存放容易朽腐，恐不利于保存，且刻经工程已过大半，为寻觅贮藏经版之善地，始有迁往径山寺下院化城寺之议。起初万历年间，先有冯孟祯的建议，认为化城寺有林木而无云雾，作经笥工署甚为理想，欲将化城安厝库藏经版，择地建屋，但事功未竟。

化城寺，又名双溪化城接待寺，踞径山之东麓，离双溪数里，于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由径山住持石桥可宣禅师创建，嘉定八年（1215）钦奉嗣号佛日禅师，皇帝赐山田约千亩，御书“化城”两大字，将该院充当接待院，颁赐为“接待十方禅院”。元顺帝至正末年（至正年间，1341-1370），化城寺因兵火毁损，明洪武年间重建，后来又被僧人变卖山产九百余亩。曾经香火鼎盛的化城寺，僧徒凋零，寺产田地又被转卖于民家逐渐没落，只存化城巷名在人们口中。

依据吴之鲸的记载，化城寺以“地坦平无云雾，方便于藏版，节省功力，运输工力，事事皆宜”，因而商议迁往距离双溪数里且为径山东麓的化城，曾经是十方接待禅院的唐宋名刹得以重兴。特别是在紫柏大师圆寂后，由于吴用先受到紫柏大师先前的嘱咐，望他以完刻藏经之役流通佛法，他将化城寺视同径山胜选道场，苦心修复化城寺，并对沦落转佃于庶民的部分寺田捐资赎回，依其旧址而新建之，迎请澹居法铠驻锡化城，主持刻藏。万历辛亥年间（1611），“筑垣构屋其中，鸠工藏版各有其所”，一开始建立房舍十间，令以置放经版，并安顿工匠，化城寺于是回复栋宇，众缘成就，聿成栋宇，梵宇鼎新，成为经版贮藏与流通之处，亦是往礼径山必经之地。化城寺兴复倡议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岁次丙申（1596），以十六年功竟其事（约万历39年，1612）。

澹居法铠受吴公用先的迎请，接续念云兴勤主持刻场工作，主持刻藏时间长达约十年之久。在他主持刻藏期间，明显看到刊刻经藏的进度，成果丰富可观。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崇祯初年，化城寺成为刻藏中心。如钱谦益云：“藏经之以书本行也……其自清凉而之径山，以其便于刻也；自径山而之化城，则以其便于藏也。”同一段期间，大众迎请湛然圆澄禅师开法住持径山，据史料记载湛然圆澄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十一日到达径山主寺，但只停留了三个月，八月即前往嘉兴福城东塔寺。

依据解印的跋文记述，紫柏大师的七位徒弟中有五位参与藏事。密藏开、幻予本为翻刻大藏经主要荷担者，瞻居法铠恢复化城寺中兴刻藏事业，幻居、寒灰奇襄赞刻藏。从相关史料与牌记可知刻藏主事者，出家众有密藏道开、幻予法本、念云兴勤、澹居法铠、按指契颖、彻微印开、白法性琮、寒灰如奇、解印、寿光等僧人参与刻藏事业，并有在家居士吴用先、缪希雍等人参与。　

透过史料回顾几位主事僧的行仪，有不少策励后学的事迹。特别是密藏道开、幻予法本、念云兴勤、澹居法铠等几位早期的主事者，他们统领刻藏各项事务，晚年都积劳成病，牌记中详列刊刻写校助印者的功德名单，却完全不见他们的名字，幸有他人撰写诸公的塔铭、书信、文集等史料，他们的事迹遂不至於淹没于历史的洪荒中。

四、径山版刻的历史文化传承

如果要了解《径山藏》的历史地位、径山版刻的文化影响，首先需要先了解一项佛教文化伟业如何在独特的地缘条件逐渐构建完成。正如憨山《径山志序》云：

今大藏，乃法界之图籍也，今尽收于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赖于是矣。非此山之钟气博厚，又何能负重法哉！

由于此山大气雄厚，可承载负荷正法宣流之重任，可拓法王疆土之气势，而承担刻藏之大业。以地缘的观点来看，尤以杭州地域条件所富有的文化资源，江南的刻藏历史文化背景，径山以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及禅宗法脉发展渊源，揭示径山版刻有其独到的先决条件。

径山禅寺承载千年的佛教历史与禅法传承，自唐天宝年初（742）法钦禅师（715-793）结庵隐修，开启径山禅宗法脉流传。来者皆叹此山钟灵秀气，冠世绝境，是以祖灯相续，人才辈出，誉为法窟。两宋之际，大慧宗杲禅师两度受命驻锡径山达十多年，学者以为在宋代禅僧中，影响力最大、具有单独领先优势的正是大慧祖师的禅风。清人评价“禅学兴于达磨，盛于慧能，极于宗杲”，认为“大慧之门，网罗天下”。

南宋年间，径山中兴祖师无准师范（1178-1249）禅师，在主持径山期间寺院两度遭遇祝融，在抢救火灾之后，上堂对大众开示 “劫灰飞尽见灵踪，突兀凌霄对五峯，意在目前谁共委，相同扶起旧家风。”如此撼动山河的气魄，担当的大愿行，提勉着后代继承的子孙。

寺志中记载着径山禅寺历经十多次毁坏，但总有一代僧人待时节因缘成熟发心修复寺院。晚明万历年间，径山寺院的重建，作为空间载体以安僧慧命，传续祖师慧灯，《径山志》的编撰，集径山佛教史迹之大成，表彰“径山中兴之书”，绍隆祖席，以为法嗣，奉扬宗风，垂范后世，而径山藏经的刊刻，可谓当时佛教复兴的法轮再转之机，藉由“法幢之所繇竖，法宝之所繇传”，以鉴十方隳頺之殿宇得以重新，以承法灯之慧焰薪传。

径山寺因有禅门高僧住持，成为禅林之冠，南宋时期，海内外衲子云集，更为禅门五山十剎之首，佛教史迹林立，缔造佛教文化交流的高峰。直至清末，一百多代祖师灯灯相传。由于这些祖师们洒落活脱的应机施教、立竿见影的教学手段，为弟子们发明心地，师徒间酬唱答问，留下无数则公案，作为后学参扣禅门的径要。祖师法语的宣流提唱，禅林佳话传扬天下，藉由一部部典籍的刊印，汇萃成丰厚的径山禅宗文史宝藏。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当时师徒的教学场景，但透过留存的珍贵禅宗典籍，今日研读他们的开示法语，可以领略祖师施设法门的苦口婆心。

更由于两宋以来，径山寺有着藏书与刻书的传统，特别重视禅宗典籍的收集、刊印、流通乃至入藏，从乾道二年起一百多年间，维持着刊刻佛典的文化事业，为佛典的文化传承乃至后来晚明时期的藏经刊印，奠立了的先前的条件基础，详可参考定源《宋代径山寺藏书与刻书》一文。据版本学者辛徳勇的发现，透过其收藏的零册《普宁藏》的《宗镜录》残卷本，发现该书卷末镌有“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首座沙门慧元重校”题记一行文字，发现南山普宁寺大藏经局主持《普宁藏》的白云宗僧人，与当时名列五山十剎之首的径山寺禅僧之间的互动，经由 “刻印事宜”互动而“纠集”的往来关系，是饶有意思的问题。

辛徳勇先生想追问的是慧元禅师仅仅是协助修校经文，抑或意味着当时径山寺已经“分设经坊”参与“开雕经板”，这个问题未置可否，但他以为径山早在元代刊刻《普宁藏》就已经打下版刻业基础，甚至南宋时期径山万寿禅寺已熟悉雕印佛典的印务经验，持续地发展刻书事业。

南宋末年，径山寺大休正念禅师东渡赴日传法，于弘安元年（1278年）前后，应命主持寿福寺期间，组织刊印了《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和《佛源禅师语录》两部禅籍，禅僧之所以致力于禅籍的刊印，有其一脉相承的动力，不只是沿袭僧人史传作为历史的纪录，如同正念在《禅门宝训集》所作的序偈中所言：“垂于后世，照映今昔。为物作则，依而行之，可以造圣贤之阃域；箴而佩之，可以去流俗之近习，其于禅林岂小补哉！此书东流，本国识者秘而藏之，禅人慧文命工重刊，以广其传，观其志趣，诚可尚也。”禅籍在广传流布之中，可令后代禅门学人有学习的典范，去除弊习，依而行之。由于他的努力推进，在日本刻经史上开启了“镰仓时代禅林中禅籍的刊刻”，也为后来五山版印刷文化业的繁盛奠立了重要的基础，从他序言“暇日亲手删繁，命工开刊，以待归寂方可印行”，可得知他对于雕版印刷业的熟悉程度，与他在径山寺已具备印务的专业经验，不无关系。

进而发现在国家图书馆所收藏释祖咏撰的《大觉普觉禅师年谱》的题记，列有“宝佑癸丑天台比丘德浚募缘重刊于径山明月堂”二十字，透露早在南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径山已经刊刻单行本佛典，如果再往前推，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残存下卷的《佛果圜悟真觉禅师心要》，据卷下末的题记列有：

天台比丘文侃仅用衣资，重刊此板于径山化城接待院，永远流通，收板头钱专充本院行堂同利，不请移易。嘉熙戊戌清明节题。

由此可知，化城寺嘉定年间创建不久就开始刻经，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径山接待院刊印流通已小具规模基础。因此，辛徳勇认为“径山的一些寺院，在元代应该会有雕版印刷的活动。”所以当《径山藏》刻工团队从五台山南迁时，刻经场选择在径山，也与径山自南宋以来所积累的雕版印刷基础有相当关系，也与寺院藏书条件有关，可说是刊刻传统的历史延续。

五、径山刻藏遗址的文化史迹

紫柏大师等几代人以圣山、祖师道场为神圣空间之地缘，为法忘身、发愿刻藏，其愿力与精神，正如同教界长老在研讨会所说：“祖师大德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史凡有所闻目睹者皆为之感动不已，为之精神振奋，为之自励自强。”因此，走到刻藏遗址，思及古德的奋志精神，对照史料记载事迹，当文本的历史叙事与地理样貌的交织融合于巡礼者的心中，走入这方神圣空间，顿消尘劳，再再引人入胜。

“古人藏板名山，深怀远虑”，对于刻藏及藏板地点，必选择幽邃处，是为避免外力毁损之虞，作长久保固之计。亲临刻藏遗址的访查，在地方文史工作者协助下采访当地耆老，从口述并对照史料文献，得知经版最后的保存情况。

考察妙德庵、寂照庵、楞严寺经坊三处刻藏地，靠近嘉兴市区的楞严寺经坊，首先毁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之战火；其次是寂照庵据寺志记载庵房因遭遇火灾，经版毁损厉害，但毁坏程度不得而知。当地村民描述改革开放期间，村民将寂照庵拆毁，取库存的经版当材烧，御寒保暖，经板寸片不留；最后历劫的是化城寺经房，依据俞清源在《径山史志》记载“《径山藏》雕版，在解放初（1950~1960）尚堆有三间屋之多”，这里指的应该是化城寺经坊最后残存的景象。但在改革开放后，被村民、生产队发现后，全数捣毁、毫无留存，目前这三间经版房已不存在，令人不胜唏嘘。

学者提出“社会空间论”，论述人及其空间活动为主体，及与时空关系的思考，关注到人在时间移动因素的空间特质。由于多次参访并安居径山，通过寺志史料的辅助比对，走访昔日的刻藏遗址寂照庵、化城寺等地。巡礼古迹遗址，此中的空间概念，于笔者而言是蕴含主观、想象性质的心灵构想空间，关联到人的宗教信念与价值，包括兴建者的内心情感，投射于空间的情境，加上后人巡礼遗址中，跨越时空所交织的情感，透过心灵想象，推测当时佛教地理样貌，遥想当时刻经的盛况，缅怀诸祖大德的心血过程。

①. 径山寂照庵：

寂照庵，在大人峰东侧下的山坳处，位于径山主寺寺北、放生池的西侧上方。到了万历年间，成为《径山藏》刻经道场。如果比对妙德庵与寂照庵两地，颇有相似的地貌与山景，背后有山峰为屏，中间的腹地作为庵房主寺，像是由两侧环山围绕出聚宝盆的盆地样貌。

从寺院殿堂后方，延着开辟的环山道路，经过放生池再往上左上方，即到寂照庵旧址。今日依稀可见，由红瓦砖石所堆砌，形成左右两侧半圆形的外环围墙，墙内腹地地势平坦，中间有一蓄水池，两侧土地，已是遍绿的茶园，据寺院基建办估算寂照庵占地面积约6亩。从遗址背后靠山寻坡道往上攀登，发现有祖师塔墓遗迹，但塔石已不在。2015年5月“径山藏学术会议”期间，邀请与会学者共同见证，安排立碑仪式，在庵房旧地址对面的山壁立有刻藏遗址碑石一座。

②. 紫柏塔及田侍者塔（史料）

作为刻藏领军紫柏大师圆寂后，灵龛南归径山，先供于寂照庵，后移塔至鹏抟峰前的文殊台。据已故的地方文史工作者俞清源《径山史志》考察记载，在改革开放前，仍可见到紫柏塔，“旧时，塔有亭阁”，“塔高1.4米，塔身六角形，每边阔度是底层0.4米，中层0.2米，上层0.37米，顶部0.26米。旧时，塔有亭阁。”

目前已不见塔石、塔基。建塔处“文殊台”，现已修建为观音殿，供奉有千手观音及三十二观音木雕像。

③. 幻予法本禅师塔石（存于径山寺）

老韩居士同本人在2012年4月考察径山寺院内存放的几座祖师塔石，意外地发现了刻藏主事者之一幻予法本禅师的祖师塔。

幻予法本塔，摘录石刻碑文如下：

中：明幻予本禅师之塔

右：L1万历四十四岁次丙辰季冬吉旦

    L2徒如杲孙生重孙鼎建

左：L1予昔居五台时。冰雪中冻饿而死。赖幻予师□

L2□年□适来双径。值其徒自光宗杲建师骨塔感而挽之。

L3寒岩冻饿有谁知。绝后重苏赖阿师。今日五峰窥塔影。

L4恍然犹对坐谈时。

L5万历丙辰冬月憨山德清立

从石刻文字中比对史料，进而得知幻予法本与憨山德清，两人之间所互动的一段法缘。资料显示，幻予法本与憨山德清于万历辛巳年（1581）相遇于五台。憨山大师曾经因坐雪地中，某日即将冻饿而死，幸得幻予法本紧急救活，幻予法本“以善医视病僧”，憨山德清则“以医王颂公”，两人曾对坐于金刚窟畅谈。幻予法本圆寂于万历乙未七月（1593），以刻藏因缘，留灵骨于寂照庵。

当丙辰冬（1616）紫柏大师荼毗，建塔于文殊台，身为幻予法本之法子自光宗杲，趁此紫柏大师入塔因缘，恭请憨山大师为师幻予法本卜地，厝骨入土葬之，并建塔以为感念，塔身石刻上，还隐约可见“憨山德清立”等字。

④. 澹居法铠塔”拓片

如前所述，澹居法铠禅师在化城寺主持刻藏，最终圆寂于径山，2016年径山寺对寺内保存的祖师塔石全面进行拓片，发现“澹居法铠塔”，塔石上刊刻有“明故开山化城堂上澹居铠禅师之塔”等字。

⑤. 化城寺

化城寺距今有八百多年历史，昔时化城接待寺有千亩之规模，如今这一片土地大多已建为民家的宅院别墅，只留有一片旧土墙，昔为放生池的一方水塘，以及一间勉强称为“化城古寺”的平房院落，留有寺院古迹，在民宅之间交错着绿色田地与稀疏的竹林。遗址位于今日余杭区径山镇双溪村化城洋，历史的空间记忆刻载于化城巷的门牌地址，当地少数耆老对于文革前的尚未毁损的老寺院殿堂记忆犹在，但目前多已经毁坏不见。

2016年3月31日在吕伟刚先生协助下，偕同博士生阎婕一行三人一同考察化城寺遗址，采访一位七十多岁熟悉地方文史的耆老蔡先生，从老先生的口述得知化城寺五十年代的建筑空间及殿堂配置，他曾在改革开放初约1950年代看过《径山藏》的经版房。据老先生口述，经版房位于“小花园”原有九间，以土夯封闭结构的存放《径山藏》经板，在竹林的掩蔽下不太显眼，在密闭的空间内，经版堆栈于在地面上，与寂照庵、楞严寺经坊相比，以化城寺的经版保存的情况最为良好，因为土夯的房子牢固且外观上最为隐蔽，不容易发现。但改革开放后初期，村民发现后这些经板房全给捣毁，经板被拿来柴烧作取暖用途，全数烧毁。

“化城古寺”的平房院落是改革开放后一位出家师在有限条件下恢复重建寺院，将寺院古建剩下的梁柱搭成简易的念佛殿堂，但这位住持法师往生后，就没有继承管理僧人，目前由当地的村民干部托管、营建。门口空地散落摆放古迹，有梁墩、祖师塔等。仔细考察塔石上的字迹，发现曾于晚明万历年间住持径山、大力修建殿堂的廓庵观复的祖师塔石，这也意味

尽管刻藏经版不复存在，往昔的刻经处也已废墟成荒土，但从前人留下的大藏典籍、幸存的古物，以及遗址的现存样貌，让我们汲取残存的时空印迹，与自身进行生命对话。历史文化的价值，存在并再现于我们的理解中。

六、方册法宝形塑的文化圣境

当刊印装帧完成的一部部经书以合适的书册量体，装入美观、牢固的函套中，当外观整齐划一的经函由请供者迎请回寺院，信徒们以虔敬的心举行神圣的仪式，将其规整地摆放于经柜架上、收藏在藏经楼中，信众巡礼其中，目睹法宝，即沉浸于肃穆、宁静的意象空间，自然生起尊经重法的心境。

人们请领经书，恭读方册佛典，于翻阅诵持之时，观想佛菩萨圣众在目前，则有如亲临圣众者宣说法要的现场。藉由宗教仪式造成神圣空间，是人们 “远离尘嚣的浩瀚空间”，到此可以超凡转圣，随着方册法宝之所在，成就一方可移动的胜境。于是个体与法宝交融于斯，由现前清净心转化构建出圣境，即在当前一念。一念现观庄严境界如是现前，则如《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神圣空间的体验，不仅仅是个人在专注阅读典籍的冥想经验，称为 “概念风景”所衍生的 “文化意象”，可谓为 “文化地理”，也可以是人们实地亲临现场所经验的 “实质地理”。石守谦先生分析“东亚的文化意象”，解释“胜景∕胜境”指向一个“极为美好的空间”，或者可说为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胜境”是现实世间所没有的“彼岸”，或为凡人无法亲临的桃源“仙境”，而“胜景”则是实存于人世间的美景。

当一方空间藉由文化形式导入形而上的意涵，经过宗教仪式感的演绎推动，为实体空间添加“新层次的精神价值”，“胜景”就逐渐转化为人们心中向往的“圣境”， “自然空间”被赋予不可言喻的“神圣性，此方空间就成了“宗教世界与凡俗世界的具体交会点”，“在地胜景”与 “圣境意象”形成一种互补关系，使神圣意象“具体成形”。

早期刻藏主事者格外重视刻藏地点的选择，强调于灵山圣境中完成刊刻胜事，不论是在文殊菩萨感应道场之五台山，还是位于杭州东南佛国为历代祖师传承加持道场之径山，此中都可以看到一种“胜境”的文化意象的构建过程。

观照径山祖庭，则见一处风景优美的山林名胜，历代禅宗祖师驻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钟灵毓秀的自然景观，加上信众的祖师信仰与龙王信仰，祖庭圣境的意象，渐渐刻画于佛教徒心中，并经由士人的文学作品，将“特定地貌”与历史场景载于寺志或文集。于是径山从真实的山水自然景观，转化为人们心中的胜景，“逐步累加外表地貌之外的人文意涵” ，引领人们登向超脱凡俗的世界，趋近清净解脱的理想意境。

从地缘来看，径山寺刊刻藏经富有祖庭文化的历史传承意义。吴疆教授以 “神圣空间”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祖先崇拜”的观点，是很好的理解角度：

祖庭文化的意义在于把中国汉传佛教的优秀传统固定在一个神圣空间之内，成为我们与过去和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纽带，其意义在于“敬”使我们感受到与祖先传统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这个承上启下的联系纽带是透过文本为载体，并借由文本为证明。因此，大量的祖师语录、传法系谱的传灯录与禅宗文献，是禅师对弟子们在特定时空的教学方法或者开示内容，在法统上安立其位，而起到尊师重道、维系法脉传承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汉传佛教祖庭，随着中国化的学派出现，与佛教宗派出现有关，是以寺院空间载体，将“宗派传承对于法脉认可与尊崇”的文化内涵核心，在历史进程中，扩散层层递进的“祖庭文化流布圈”，那么《径山藏》中几乎过半的中土著述，大量禅师祖师语录，也正是将流芳不穷的祖德，以文本的载体方式，记录刊行而传衍给后代。因此，在径山圣境进行方册藏经的刊刻与藏版，也是人们心中以刻藏伟业描绘理想的文化胜境地图。

由于宋代建立“五山十剎”的佛教制度，推举得道高僧驻锡朝廷所重视的祖庭重镇，归结并标举江南禅林的崇高地位，依循佛教徒历来久远的参学传统，使游方行脚者络绎不绝地来此寻师访道，宋元时期位居五山十剎之首的径山禅寺，自有名山胜境的历史地位，故可得知以灵山胜境成就文化伟业的文化意象建构过程。

七、生生不息的佛教文化志业

赵朴初曾赞誉《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岿峨丰碑，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无价精神宝藏。”因为图书“能促进生产与文化的发展进步”，而 “藏书的增加，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活跃，而学术思想的活跃，又给着书提供基础。” 这段话虽是描述中国早期图书事业，但用来描述明清时期《径山藏》的流通所展开的佛教文化志业，也颇恰切。

由于方册藏经的刊行与传播，空间幅员扩及南北，时间跨越明清两代，回溯几代僧徒在振兴佛教、弘传佛法的道路上所作的努力，借此对百余年间佛教发展的空间位移、历时性线索等重要问题进行针对性探讨。彼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传统，影响着《径山藏》文本构成，相对地，这项由僧俗组成的社团群体所展开的文化、信仰活动，所发生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也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探索这部藏经的本质内涵与史料价值，也揭示其背后所隐含大藏经的文本形成与历史叙事，于此相互交织下所建构的文化图像。

晚明时期，径山寺院的重建，是以空间载体安僧慧命、传续祖师慧灯；《径山志》的编撰，乃表彰“径山中兴之书”，绍隆祖席，以为法嗣，奉扬宗风，垂范后世；而径山藏经的刊刻，可谓此法轮再转之机。相对于今日径山禅寺的重兴建设，如依循“禅教合一”的历史发展脉络，亦即寺院在硬件重建过程中，常住不仅以禅法的修行实证为本，也重视佛教经典教理及禅宗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播。因此，恢复过去编印藏经的传统，径山大藏经的重刊、续修乃至新修，从佛教建设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当今径山寺重兴发展的新里程碑。

2015年径山禅寺、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刻本大藏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径山藏〉为中心》，邀请海内外近20位大藏经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径山寺与《径山藏》的历史缘起、研究现状、国内外馆藏以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发表论文，除了纪念、见证《径山藏》的刊刻历史，挖掘《径山藏》的史料研究价值，与会学者还就续修或者新编《径山藏》的可行性、重要性与时代意义，充分探讨并提出前瞻性的建言。

回顾早期刻藏主事者的奋志与担当，他们发愿为刊行佛典、流通大藏奉献生命，他们以知恩报恩的宗教情怀，实践一项大型佛教弘化事业，将刊刻方册藏经视同一种返归禅源的确认过程与知恩报恩的躬身实践。诚如导师楼宇烈教授课堂中所讲：“宗教文化与一般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宗教文化的庄严性，开启人们敬畏、报本与感恩之心。如何报本感恩？是要继承、发扬并发展其精神，理念认同之后创造性的发展与发扬，更要去实践、践行做得更好。”

回顾 “历史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就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回首明清之际的一段刻藏史，如学者所言 “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看一看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晚明距今有400多年之隔，过去以版刻形式作文化之传播，今日藏经编造流通的条件因缘也在转变。

佛教古籍文献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地保存、发掘与再应用中延展其生命力。盖典籍之整编，皆兴起于承平之际，汉传大藏经，历代均有修订补编之传统，一代人编印大藏经，是立基于过去佛教的历史与传统，是盛世下的一项佛教文化伟业工程。执行编印藏经，如方广锠先生所说，是值得“奋斗终生的事业”，必须在实际运作前考虑周全、充分准备、慎重出战，必须是发心精益求精，以愿心持之以恒，作到尽善尽美、作到文化的积累，依循方广锠先生所提出大藏经的信仰、学术与备查的三种功能形态，以及编造大藏经的三要素：编藏目的、入藏标准、编藏方法，作为内在的编藏理路，进而协助厘清编辑大藏经的思路与定位。

以史为鉴，昔时密藏开公等人的刻藏方案在实际刊印过程中的内因与外缘，过去佛典版刻的历史经验，皆可作为借鉴参考。而学界的理论基础，清晰的编藏理路，则可作为实践的指导方针，将编造藏经大业朝向更稳实的道路推进。“令正法久住”，佛教徒保存丰富的大藏经，除了信仰意义外，相对也促成了佛学研究。但佛学研究的进展是否真能促进佛教弘扬？或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兴趣，以精深的学术方式研究大乘佛学，使佛教成为高深而复杂的宗教体系，但这高大的门槛是否无形地阻隔了民众，如水野弘元《佛教的真髓》揭示，人们还是得从庞大经典中睁大眼睛，认识佛教真髓之所在，而开启法眼。

《径山藏》的核心价值与文化传承，离不开早期主事者的刻藏本愿。“从禅出教”来说，刻藏主事者的本怀，以禅为核心，会通禅教，强调般若见地，立足于禅宗根本正见，以法轮再转之机，开启众生正法知见。从而发现，径山禅法与《径山藏》在祖师的弘道传承下，实则由内而外、由体而用，流淌着禅教不二的精神风骨。透过法宝的刻印流通，由经典护持佛陀教法的流传，使众生有缘阅读经典、熏闻佛法，开显正法眼，令如来慧命坚固，则“藉教悟宗”也。经藏虽浩繁驳杂，殊流而合归于海，智者善知“骊龙探珠”，淌游法海随取一滴，发明经义一贯之宗旨，总归悟入佛之知见，倡如来出世之本怀，是为根本。

（作者：径山万寿禅寺）